顾太清是个守寡的王妃，其诗名素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龚自珍仗着自己薄有诗名，前去勾搭，还特意写了马屁诗：“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再顾倾人国”，即顾姓也。此即曾引起京城轩然大波的“丁香花案”。此案一发，龚便一箫一剑飘然出京，留下家属子女，并终其一生未再入京；顾亦受他所累，被赶出了王府。
　　　　
　　　　1891年，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约上“定远”舰参观，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东乡归语同僚：“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
　　　　
　　　　甲午战起，在北洋水师身陷危局的生死关头，“来远”号和“威远”号两舰舰长照常上岸嫖妓，结果两舰当晚即遭日军鱼雷偷袭击沉……
　　　　
　　　　1896年3月，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国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俄国皇后出于礼貌，向他伸出手来。李鸿章不知吻手礼，以为是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给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将戒指戴上之后，说了声“谢谢”，再次将手伸出来。李认为皇后太贪心，而此时他又无礼可送，只好愣愣地站着，情景十分尴尬。
　　　　
　　　　李鸿章到德国拜会铁血首相俾斯麦时，得意地说：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意思是，自己手中的鹅毛笔从未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座前盛香槟酒的小玻璃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一口浓痰，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
　　　　
　　　　李鸿章赴英女王御宴时，因为杯中咖啡太热，便倒入小碟内，一口一口从容呷之。座中皆贵客，无不掩口窃笑。女王为主人，恐这位中国上宾难堪，自己也倾咖啡于小碟内，照样举呷以陪李。
　　　　
　　　　在英国，李鸿章特意前去祭奠了戈登墓。戈登家人很是感激，便将一只爱犬相赠。这只狗曾在英国的竞犬会上获得过第一名，乃名贵之物。回国后，李鸿章给戈登家人复信，以示礼貌，中有云：“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感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云云。
　　　　（别的不敢说，这一条我觉得是后人瞎编的，养狗当宠物，并不是洋人的发明）
　　　　
　　　　世人皆闻北洋水师大名，而不知尚有南洋。沿海之辽、冀、鲁称北洋，苏、浙、闽、粤称南洋，分设南北洋大臣，北洋大臣为李鸿章，南洋大臣为刘坤一。甲午中日海战期间，北洋致南洋电文：“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回北洋电文：“无兵可调，无饷可筹。”
　　　　
　　　　庆亲王奕劻是卖官鬻爵的老手，经他手卖出的官职不计其数，且“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邮传部尚书空缺，此是肥缺，奕劻示意售银30万两。盛宣怀欲买，奕劻知道其实力雄厚，称：“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
　　　　
　　　　189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1895年6月7日清晨，日军炮袭台北北门，城内清军不战自溃。日本军队大肆奸杀抢夺，听说台湾巡抚衙门有饷银100万，又纷纷抢进巡抚府，并互相开枪，自相残杀。此时，住在北门的老妇人陈法，迎着日军枪火，快步登上城墙，放下竹梯，引日军入城……
　　　　
　　　　溥杰厌倦紫禁城的刻板生活，一心想出国。“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溥杰开始偷宫里的东西。他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上是皇上赏给他的。溥杰说，他前后偷了一年多，一共拿到书画精品400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溥杰说他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
　　　　
　　　　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震怒，迅即将其捕来。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于是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
　　　　
　　　　康有为在光绪初年（1875年）嫖得一塌糊涂,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子来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1895年“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名彻神州。他就踌躇满志地投稿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但是评委们似乎没有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王韬是当时的评选主持人
　　　　
　　　　辛亥革命一起，满清遗老纷纷出都，津、沪租界房价为之骤升。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民国初年，袁世凯段祺瑞相继执政，梁启超曾做过几任大官，康有为则誓不入仕。有一次康打电报给袁，开头为“慰亭总统老弟”六个字，足见他的倚老卖老了。
　　　　
　　　　欧游回国后，康有为更加无以自处。他曾与张勋合作，号为文武两圣。勋败，又去依附吴佩孚，以吴知大义，不敢再言复辟。康曾至长安，见某寺中有宋本佛藏，借口翻印，载之而去；刚到潼关，即被人追还。有好事者夜题其门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在冯友兰眼里，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孙中山到日本宣传革命，先自剪了头，换上和服，改名中山樵，还蓄起日本式小胡子，宣称要中日一体。他请日本的政客和财阀们出人、出钱、出枪，帮他推翻袁大头，私下谈好的条件是把东北割让给日本等等。
　　　　
　　　　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做事，孙中山让王写封信，介绍自己到天津，或可一见李。时值1894年，中日正在开战，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幕僚把孙先生的《万言书》拿给李鸿章，并告知孙的求见之事。李说：“仗打完以后再见吧！”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国璋临终前在病榻嘱咐长子：“我们的财产，除去在南京烧了五百七十万元，张调表这个小子侵吞了三百万元，王克敏这个小子骗去了四十万（贿选），此外都与账上相符，并不短少，你要好好保管。”冯氏一生聚敛钱财，富可敌国。
　　　　
　　　　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写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此后还曾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
　　　　
　　　　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1916年，张大千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票。土匪要他写信回家索钱赎身，一匪看到他的字，惊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于是，张就做了一阵土匪师爷。
　　　　
　　　　李石曾与胡适为死敌，他想搞臭胡，故意把胡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有一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问孙中山意见，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再三请求，孙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银元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找到代理校长蒋梦麟，希望能给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蒋于是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后来，某英国议员开玩笑对蒋梦麟说：“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时候，由于参加学生运动，经常受到学校处罚。后来周恩来说：“我是爱南开的，可是南开并不爱我。”现在南开大学的南门立有周恩来像，高大，肃穆，端着手臂，并有他的题字：“我是爱南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德、法尤甚。留欧学生中不少人都与洋女有过一夕之欢，其中不乏携洋妇归国者，如何思源、张道藩、谭伯羽、徐仲年等人。陈寅恪和傅斯年却洁身自好，从无绯闻。当时留欧的学子都称：“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1917年春，青年毛泽东用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二十八划生”给《新青年》寄去了一篇稿子《体育之研究》，不久即刊登。毛在写这篇文章时，尚是一个斯巴达式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
　　　　
　　　　“五四”冲击波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本不是姓丁的，她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改姓了丁。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的太太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1920年，胡适将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送了一本给章太炎，扉页上题写了“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旁各画了一条黑杠。太炎先生尚不知新式标点为何物，看见自己名字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后来看见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方才作罢。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人不懂汉字。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五四”运动时期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在文章中，他就把民主的英文“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 “Demon”是“魔鬼”的意思，而“crazy”是疯狂的意思，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有段时间胡适对墨子很感兴趣，于是见到黄侃就大谈墨学。黄等他说完，骂道：“讲墨子的人都是混账王八蛋。”胡知道黄素有“黄疯子”之称，便没有理会。谁知黄接着大骂：“胡适的父亲，也应是混账王八蛋。”胡大怒，黄则缓缓道：“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考考你。你知道墨子讲兼爱，所以墨子心中无父，而你心中有父，故不是墨子标准信徒。”
　　　　
　　　　1921年，紫禁城养心殿里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一个电话本，于是17岁的溥仪兴致盎然地开始给人打电话。他先学着京剧道白给杨小楼拨了一个，随后出于好奇，想要会会倡导白话文运动的留洋博士胡适，又拨通了胡的电话。胡接到电话后激动不已，果然去拜见了溥仪。回来后，胡连夜给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如下：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有一席位！
　　　　
　　　　1921年4月21日，来自德国的露娜小姐在洛阳见到了吴佩孚，一见倾情，秋波频传，无奈吴就是不领情。回去之后，露娜小姐对吴大帅下了“最后通牒”—— 一句话，译成中文是：“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佩孚看后大笑不止，提笔在原信上批了“老妻尚在”四个大字，命译员将此信送回。
　　　　
　　　　吴佩孚的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给了个上校副官。王不满足，称自己“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要求到河南当县长。吴批了个“豫民何辜？”原件发还。此公居然是笨伯一个，不识时务，又梦想当旅长：“愿提一旅之师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大帅批复：“且去种树。”
　　　　
　　　　北京汇丰银行华人账房邓君翔用银行钱款做公债投资，亏空达300万。他托人找张作霖帮自己外逃。张听说亏空的是洋款，大笑着对所托之人说：“历来是外国人骗中国人的钱，你的朋友能骗外国人的钱而且数目不小，是好小子，有出息，有胆量！你叫他暂时在你家住着，我马上派两个兄弟到你家站岗！”
　　　　
　　　　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一反往常积习，对自己的要求甚严：喝白开水，发型和士兵相同；除了开会以外，不穿皮鞋；吃饭都在大食堂；而且早起巡视。蒋校长的早起最让顾祝同、刘峙他们伤脑筋，因为他们贪睡，经常为此挨骂。直到后来抗战时期，蒋介石要打电话给第三战区时，都会交代侍从室晚一点，因为怕顾没有起床。
　　　　
　　　　冯玉祥思想进步，为人朴实，但一生反复无常，颇有不近人情处，实为可敬而不可爱者。加之家长作风严重，因此手下军官多有反叛者，如韩复榘曾任冯的文书，后反出山东；石友三原是冯的马夫，也是三年四叛；吴化文更是16岁就当了冯的传令兵，深得冯的喜欢，后因赌博输钱，冯扬言要活埋他，他便投奔张自忠部下，再入韩复榘部，步步高升。
　　　　
　　　　吴化文投奔韩复榘部当上了手枪旅旅长，骁勇善战，与韩关系极好。1948年，他又在此关键时候投靠了共产党。有一次跟部下开会，他说：“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现在咱们算是‘从良’了，嫁了个好丈夫，今后再偷人可不行了！”这时副军长杨友柏拍案而起：“我们跟你半辈子，你却骂我们是妓女。走，不开会了!”后来吴率军一举拿下王耀武，再拿下南京总统府，得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后他还当过某省交通厅厅长。
　　　　
　　　　韩复榘到高宛视察监狱，监狱里空空如也，便对县长赞许道：“你办得对，案子随到随判，或杀或赦，不要老关着。”到了博兴，同样空空如也，没有犯人，像是被捉弄了，韩不禁大怒：“妈拉个巴子，这么大一个县，连一个犯法的都没有，你是不是把犯人都给卖了！”
　　　　
　　　　有一天，张作霖外出遛早，刚走到一个拐弯处，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卖包子啦！”张大帅吓了一跳，不禁暴怒：“给我抓起来，毙掉！” 大帅亲自执法，砰！一枪射向天上，将小贩吓得几欲瘫掉。大帅很得意：“你吓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孙博士”之称在国际上甚是流行，有人指出，孙文一生从未得过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说他是博士纯属以讹传讹。孙中山1892年以最佳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毕业，有文凭而无学位。有传言，这可能是Dr.（医生）一词的误译。他是医学院毕业生，也行过医，老外叫他Dr.没错，但和“博士”到底还是不同的。
　　　　
　　　　胡适有一首无题诗：“隐处西楼半已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思意，为恐东厢泼醋瓶。”据说在1923年，胡适和浙江女师学生曹佩生相恋，并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胡适向妻子江冬秀坦陈了一切，并提出离婚。但江女士坚持不从，并且持刀威胁，最后胡适不得不让曹堕胎，并让她到美国留学以平息这场风波。
　　　　
　　　　孙中山病逝北平后，吴稚晖受孙之托，在北平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教育国民党高干子弟。学生20余人，其中就有蒋经国，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吴规定写作文必须用毛笔，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干的事。日后，吴在会上大发感慨：“我吴稚晖活到七八十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陶成章、章太炎等组织的光复会素与孙文不合，陶更是在财务问题上抓到了孙的把柄，两人结下梁子。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派年仅24岁的浙江青年蒋志清（介石）安排谋杀。1912年1月14日深夜，蒋携同光复会黑道人物王竹卿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射杀陶于病房。吴稚晖后来写“蒋总统年表”时，说陶要谋刺陈，破坏革命，“公（蒋）怒杀之”，嗣后，蒋辞掉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学德文。陶一死，孙文便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1920年秋，李大钊同张申府共谋发展新同志，两人首先想到的是“五四”闯将刘清扬。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毛泽东回顾他的北大经历时，曾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提到段祺瑞，不能不说“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写下了流传长久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但段祺瑞在事件中的表现却堪称人性闪亮。“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自己引咎辞职，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段祺瑞自己没有房产，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并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和抵制袁世凯称帝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段祺瑞临死前，写下“八勿”作为遗言，信哉斯言，内容如下：“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
　　　　
　　　　白崇禧素来自负，敢作敢为，连蒋介石都让他三分。而杜月笙作为上海青帮首领，也是万人畏惧。1927年3月，白崇禧作为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军抵上海东郊的龙华，来到杜的地盘上。杜想投机革命，亲自前往求见白崇禧。白崇禧不屑与黑帮头目为伍，于是拒不理睬。有人说：“杜曾捐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有功。”白说：“他捐四万八，革命军可以还他五万，名器不可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反对，住进协和医院，施行割肾手术。不料，所割除之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尿血症也未见康复。于是医生又说病因在牙齿上，拔取牙齿七枚，而尿血症依旧没好转。医生们只好又改称毛病在饮食，把梁饿了数日，尿血症更甚，最后溘然长逝。虽未被西医救起，然而临死前，梁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制造了安庆惨案。郭沫若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讨蒋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介石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有一次冯正准备吃晚饭，《大公报》的徐来访，于是邀他一起用餐。菜是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徐铸成问冯：“最近前方有什么捷报来没有？”冯用筷子一指火锅，笑着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看徐不解，便以讥笑的口吻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失利了。我屡试不爽。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说罢，放声大笑。
　　　　
　　　　1929年，张宗昌挟直鲁联军总司令之威，进入北京，先杀《京报》社长邵飘萍，继杀《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以威慑批评军阀的北平新闻界。各报对暗杀行为敢怒不敢言，唯《世界晚报》成舍我以头条大字新闻揭露军阀。成当晚就被捕。与邵、林被捕当晚即被害不同，那天正好是张娶姨太太，无暇顾及杀人。成舍我夫人求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保救。经孙说情，成得免一死，由张的副官持名片押解，名片上写“送去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也回以“收到成舍我一名”。
　　　　
　　　　1923年秋，张作霖派郭松龄到张宗昌部校阅部队，实则要遣散张宗昌所部。郭到后便大挑其刺，张憋了一肚子气，对着参谋长骂郭“真是个傻”，不意恰巧被郭听到，就质问：“你在骂谁？”他反应敏捷：“傻是咱的口语，不是骂人。”郭愤然道：“我操你亲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搞得张龇牙咧嘴。
　　　　
　　　　刘玉章，老粗也，却也不失为至性之人。有一次部下认为不公，有怨言，他挺身而出，大骂道：“我爱你们，我是鸡巴，你们是鸡巴毛，拔哪一根我都疼，我对谁都一样，绝对公平，都是他妈鸡巴毛给我下去！”这一骂，将部下骂成了下部。
　　　　
　　　　张宗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次周转不灵，军饷发不出，部下闹，他大骂：“混账！王八蛋！发不发饷能闹吗？我爱你们，我是嫖客，你们是婊子，嫖客会欠婊子的钱吗？饷会发的，都他妈的婊子给我下去！”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讨蒋的中原大战。阎、冯两部预定在豫、晋交界处的沁阳会师，以求一举聚歼驻河南的蒋军。谁料想，冯的参谋在拟制命令时，误将“沁阳”写成“泌阳”，正巧河南南部的泌阳一地，与沁阳相隔百里。结果冯部误入泌阳，贻误了聚歼蒋军的有利时机，使阎、冯联军处处陷入被动，一撇之误，导致反蒋失败。
　　　　
　　　　曹聚仁说吴佩孚是山东蓬莱的秀才，在北京城外摆过测字摊，“他的学问再好也是有限的”。吴佩孚向秦德纯解释易经“亢龙有悔”，亢即过也，离开了法度，一定会陷于悔。他举张勋为例：“段合肥继袁项城掌握北洋兵权，门生故吏遍中国，假如其公忠体国，一秉大公，则直皖战争就不会发生。但合肥后来闹参战借款、扩充军队、铲除异己，就是‘亢’；我们挥师北上将其摧毁，就是合肥的‘悔’。”
　　　　
　　　　1928年7月15日，胡适谈《贞操问题》：“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失身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娶一个被污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何区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开始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据说对西安事变他晚年心生悔意，说自己对不起蒋先生，后来中共再三邀请，终不履故土。
　　　　
　　　　1932年6月，汪精卫指责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其时汪精卫民族气节犹在。
　　　　
　　　　陆征祥四度出任外交总长，正是他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也使其外交理想彻底破灭。退出外交圈后，陆皈依基督教，入布鲁塞尔圣安德鲁斯修道院当修士。一次，国民政府驻日内瓦国联代表颜惠庆专程去拜访这位老上司。一见之下，大吃一惊，此时的陆一脸营养不良的样子，简直和街上穷困潦倒的老人没有区别。颜马上拿出钱送给陆，陆婉言相拒，称自己立誓安贫从教，如收钱也将交院长。1949年1月，陆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一次，梁思成作学术报告，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共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自称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京各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北大的学生年纪一般都比较大，而且书生气十足，老气横秋；师大由于是免费入学，所以生源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辅仁大学学生比较严肃，没有恋爱气氛，像座和尚庙；只有清华和燕京比较让人满意，学生青春活泼，家里又有钱，毕业又大多留洋，是择婿的最佳选择。
　　　　
　　　　北大洋教授和土产教授的收入区别很大。金克木回忆说，有一位40多岁教师讲的“公共英语”，此公讲得飞快，下课铃一响，一句话还没说完，抓起书就冲出门去，转眼不见。原来这位教师没有留过洋，只能做讲师，拿不到教授一堂课两块钱的兼课费，只好多兼课，忙得像京剧角儿赶场一样。
　　　　
　　　　陈独秀对朱德外形看不上眼，朱德黑黑的，颧骨太高，其貌不扬；陈认为朱德曾是国民党员，还是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的成员，且结了四次婚，太复杂了，旧习气太浓了……
　　　　
　　　　潘光旦在清华时说：“第一流的老师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书的。单是有点学问就来做老师这一行，实在是没什么……”
　　　　
　　　　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五四”时期，他的朋友是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后来分了手，陈走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他的朋友变成了周佛海、李达、施存统、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后来又与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郑超麟说：“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
　　　　
　　　　庐隐丧夫后一度过得极为苦闷、颓废，常常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还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开口求婚，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轰出门去。后她在师大附中教书，认识一个清华学生比她要年轻十几岁，颇负异才，庐主动架起丘比特箭，与其结婚
　　　　
　　　　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蒋光慈找到南国社主任田汉说：“我需要一个爱人。”于是，田汉把南国社的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了他。两个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喝了一点酒后，兴奋地对吴说：“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上一辆出租车开到吴似鸿的学校里，把她的行李一股脑儿地塞上车子，拉上吴就去他的家里。当晚，两人同居。
　　　　
　　　　1930年10月，“革命加恋爱”的创始人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理由是不参加组织生活，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夏志清说“他确实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其实蒋是很大方的一个人，据亚东书局的人说：“往往当我们把版税算给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么多钱，怎么用得了，吃、吃、吃，大家吃！’”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18岁时，羡慕侠气之士，改号蒋侠生。北洋时期，愤而想当和尚，又自号“侠僧”。1922年第一次署名蒋光赤，“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暴徒耳”。大革命失败后，为避文字狱，改为蒋光慈。鲁迅则有时称他为蒋光X，或蒋光Y，蒋光Z。
　　　　
　　　　徐悲鸿与宜兴望族18岁少女蒋碧薇私奔。蒋家觉得很不体面，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小姐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他人起疑心，还在棺材里放了石头。后来徐悲鸿遇到了女学生孙多慈，而蒋碧薇则给时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写了一大堆情书。
　　　　
　　　　徐悲鸿与蒋碧薇结婚时，二人各写一联以表心志。蒋写的是“言出必行，行必不改”；徐写的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还是泰山经石峪刻注的墨拓本大字。二人之殊，实如谶言。
　　　　
　　　　徐志摩出国之前即在北京见过林徽因，那时徽因尚小，但已经很动人。林徽因欧游，梁公子（思成）去送她，她还是两个小辫在头上甩来甩去的。蒋百里说：“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很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了尤物，到世界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此时恰遇徐志摩，于是“好极，好极，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成就了一段佳话。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执意请老夫子梁任公证婚。梁任公竟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梁令娴，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赓的夫人。与志摩爱上才和王赓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郁达夫说：“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教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
　　　　
　　　　一个徐志摩的段子：徐诗人好动，近于顽皮。有一次半夜，徐乘兴去看梁实秋，见其窗尚有灯光，便想吓他一下。徐突然把门打开，谁知，徐拔腿便跑。原来徐看到了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从一个单人沙发上受惊跃起！其时，梁某已在楼上熟睡，受惊的是楼下的一对男女和徐某人自己。于是，徐转身朝另一位单身朋友家走去。徐从后门溜入，径自登楼，看寝室黑黝黝，心想吓他一吓，顺手打开电灯，不觉又失声大叫。原来床上睡着两个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踉跄下楼跑回家去，乖乖睡下。曹聚仁调侃说，“这位诗人，才知道黑夜并不如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蒋介石会客，客人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人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不说，他说；而孙科以脾气大著称，会客时则两不说话。胡汉民补充说：“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是国外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曰：“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做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班上有个叫做张兆和的学生，虽然长得黑些，但不失为一位美人。沈从文爱在心里，毫不顾忌地写了一封信给她，单刀直入说“我爱你”。张不胜其扰，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却大赞沈是个天才，并言沈对她“崇拜到极点”。沈最终抱得美人归。后人问及何以被沈攻破芳心，张一言以蔽之：“他信写得好。”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吴稚晖在《官气与洋气》中说：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气、忍气、下气；当了大官以后要使气，大发脾气，又要小气。
　　　　1935年秋天，长征途中的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而《大公报》上陕北红军的消息，均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所写。于是毛与范开始书信交往，彼此称兄道弟。毛还发电报说，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后来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举行欢宴，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胡适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个桌上听到了，特地走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
　　　　
　　　　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拉拢张宗昌，但张毅然从东京返国，身穿大礼服，头戴大礼帽，召开记者会宣布：“咱家可不会钻烟囱（做汉奸）！”
　　　　
　　　　1928年前后，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2年逝世前，曾撰联自挽云：“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张国焘回忆：“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
　　　　
　　　　阎锡山面目复杂，他深谙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抗日初期，他一方面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他说：“中央军、共产党、日军，我们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
　　　　
　　　　冯玉祥反蒋失败后居住泰山读书反思数年，1935年下山到南京后，白天走进主席府，却手持点燃的灯笼，见旁边的人惊奇，便连连说：“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了一个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对毛泽东的诗词不以为然，认为连“薛璠体”都不配称，却对其散文作品充满肯定：“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徐志摩紧追林徽因时，妻子张幼仪正怀着身孕。一听说张怀孕，徐便说：“把孩子打掉。”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要求林徽因“许他一个未来”，林徽因乖巧地回绝了，并说：“你能帮我扛心里的重担吗？它会像千斤重担压我一辈子。”但徐依然不舍，追问：“就为了成就那虚无飘渺的道德？”林答道：“道德，不是枷锁，而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最后加上一句——“我不是没有来，只是无缘留下。”
　　　　
　　　　“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梁实秋说。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汪夫人陈璧君训斥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褚民谊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据说其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褚担任汪伪“外交部长”后，周佛海曾语人曰：“外交部长，就是办日本一国之外交也，且由他去。”
　　　　
　　　　汪精卫早年曾经谋刺摄政王载沣，准备和载沣同归于尽，未遂被捕，入狱后作绝命诗一首，其中有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义凛然。后经人营救出狱，追随孙中山。1938年，汪投敌叛国，有人在他这首当年广为流传的诗中每句前各加二字：“曾经慷慨歌燕市,当年从容做楚囚,恨未饮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请农民赵廷喜帮忙买吃的，却被后者出卖。杨被重重包围，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突然有个声音大喊：“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临死前说：“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韩复榘在抗日初期为保存实力而带头逃跑，致使京埔路正面大门洞开，日军乘虚而入。韩曾言：“如今这个世道我他娘算是看透了，没有枪，什么也玩不转。把老子的队伍打光了，咱们还不如一群要饭花子。”
　　　　
　　　　1938年1月21日到24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在浚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组织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但韩始终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信以为真，刚下楼梯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韩知道不妙，想开溜，对那特务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往回走，刚迈出一步，枪声就响了。第一枪没打准，韩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这年，韩48岁。
　　　　
　　　　抗战期间，何兹全问其师陶希圣：“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抗战，汪则去谈和，是这样的吗？”陶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次日上午，蒋介石急电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所部徐昆匆忙下令放火，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三夜不熄，许多地方烧为废墟，更有3000余人葬身火海。日军未至而长沙城已成焦土。为息民愤，当局枪毙了徐昆等三人。1939年2月，张治中引咎辞职，离开长沙。
　　　　
　　　　 孙连仲挥军血战台儿庄时说：“传我的命令：当兵的打光了，军官们填进去，大家都填光了，老子就来填！”
　　　　
　　　　张灵甫在战役中右腿曾两度被炸伤，在香港疗伤期间，见报上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之规定，不顾劝阻，重返战场，并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
　　　　
　　　　张灵甫是抗日虎将，江湖上有两句话：三李（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不如一王（耀武）。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灵甫）。可见张是名将中的名将。他曾给家中兄长写信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道：“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1942年3月，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1947年，王被杀害，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在他死后40多年，这些帽子才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陈香梅见到飞虎将军陈纳德时，仅19岁，而将军已经50岁了。有一次，她大姐陈静怡问她：“他很好，是不是？”陈香梅说：“他该得一个比‘好’还要好的形容词。”“那是什么字呢？”“哦，就像，‘伟大’，也许是。”这即是这段爱情的开头。
　　　　
　　　　唐德刚在自传小说《战争与爱情》中描述：抗战时期，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即所谓“风月不忘报国”也。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胡适本有20年不从政的誓言，但抗战爆发后，胡毅然出阁做了中国驻美大使。胡做大使书生气十足，不喜酬酢，偏爱闲谈。一天，胡看报，见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是旧友，乃请他吃饭。此公也是书生气十足，见是中国大使邀请，欣然接受，也不管这个大使是张三还是李四。席间，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中国学者，他叫胡适，不知他现在何方？”
　　　　
　　　　胡适受蒋介石之请出任驻美大使，消息传出，日本方面倍感压力之大，有舆论建议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方可抵抗住胡适。此三人是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齐白石是一个职业画家，他的客厅里就挂着润笔单：“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一次，有人请他多画一只虾，这只虾便走了样，毫无生气。那人有点奇怪，齐白石说：“你要添的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所以替你画了只死虾。”
　　　　
　　　　齐白石对大客户非常重视。据齐白石孙女婿说，每天早晨，白石老人吃完早饭走到画案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荣宝斋的订单？如果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张画就给荣宝斋。
　　　　
　　　　张大千曾率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复制了276件敦煌壁画。传说张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打掉了壁画一角。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即发电报给敦煌县县长要查实这一情况，但电报写得比较婉转：“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张大千有祖传的王羲之《曹娥碑》帖，张母病危时，把他叫到病榻前，询问为什么很久都没有看见《曹娥碑》帖？张惶恐至极，因为此宝物被他赌博时输掉，早已不知辗转到何人之手。张生怕慈母赍恨以殁，自己将终身负咎，后悔不迭。恰遇叶恭绰与王秋斋来访，张述及《曹娥碑》之事，没想到叶恭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个么，在区区手上！”张大喜，表示愿重金购还。叶慨然说：“这是什么话！？我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但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志。这碑帖是大千祖传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意欲一睹为快，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愿意将原璧返还，再不要说偿还原值或以物易物了！”
　　　　
　　　　一次，陈诚与客人闲谈，说到某些大公馆如何富丽堂皇，宴客时一掷千金，陈顿时怒形于色，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何得了！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后来有好事者向朱家骅报告，朱气极败坏，大骂陈：“在我头上拉屎，欺人太甚！”扬言要找总裁讲理。又有人向陈诚劝告，陈说：“他读过杜甫的诗没有？‘朱门’是指姓朱的吗？他出头认账，很好！我就是要说给他们那帮人听的！”
　　　　
　　　　胡适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他曾气极败坏地道：“墨子简直就是共产党！”
　　　　
　　　　胡适曾笑言：“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马老果然生命力顽强，活到了百岁。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观点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
　　　　
　　　　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派了四架飞机去香港接国民党的中委。飞机刚刚降落，孔祥熙夫人就带人围过去，威胁说谁敢上就开枪打死谁，遂从容地带着家中的箱笼、老妈子、大师傅和七条洋狗登上飞机，命令驾驶员起飞，而许多大人物生生地被留在了敌占区，或被俘，或自杀，或失踪。
　　　　
　　　　1943年农历新年，山西大同宪兵广撒“英雄帖”，邀集当地397位知识分子到“办公房”。日本人拿出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在场诸人每人念一遍，众人勉力念后，日军宣布：“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人物，统统要杀掉。”翌日，397人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睦，蒋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暗地里称蒋“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缅甸战役检讨会上，史迪威指着蒋介石吼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役早就胜利了！”蒋也坐不住了，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学生就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足球比赛，时间是正午12点，大家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球，就把午炮提前给放了。”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说：“我们已经等了40年。”他的意思是俄罗斯人要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复仇，而不是去帮中国人。
　　　　
　　　　1945年9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事件，且有不少中国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一面电告中央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要求苏军严肃纪律。苏军答复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在德国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卢冬生曾同刘亚楼等一起赴苏联学习，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在1945年12月14日夜，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苏兵顿时慌张。当卢冬生又乘车上路时，这个士兵怕被告发，在后面朝卢开了枪。
　　　　
　　　　钱穆先生《师友杂忆》记载，西南联大时，钱穆、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同处一室，这四人能凑在一起，皆因“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闻读《楚辞》，吴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第二天一早，吴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钱感叹道。
　　　　
　　　　钱穆说，四人中惟沈有鼎清闲自在，还常常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就训斥他：“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
　　　　
　　　　沈有鼎人虽聪明，却不修边幅，上课独来独往，终年身着一件布满污渍的长衫，且勿勿走路，常常自言自语，钱穆说“其为人极可鄙”。沈的另一怪癖就是“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逻辑学甚是了得，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有一次他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听了，“哦哦”两声，坦然说：“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正式签字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号上举行。当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国际社和中国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们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现场只有一部通讯用无线电台。一番争吵后，大家商定抽签决定。结果，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曾安波最幸运，他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诉他，因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是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刘文采在家乡建学校征地，用两亩地换农民一亩地，用两间房换人家一间房。某位农民在学校地址上有10亩地，刘家此时最小的田契都是40亩，最后干脆用40亩换了人家10亩。那家人本来10亩地，是中农，没想到得了40亩，后来土改时被打成地主。
　　　　
　　　　1946年10月，马歇尔向蒋介石指出：“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你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蒋不以为然，他的计划是：摧毁共军应在8到10个月之内就可完成。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位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个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得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老师此举也让其他学生大受鼓舞。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学历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司法部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立法院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1948年7月7日“复兴节”，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1948年，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两年多后，年仅45岁的费穆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世纪末的时候，《小城之春》却被誉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性作品”；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百年来中国十大经典电影的第一部”。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毛泽东没有理他。
　　　　
　　　　国共重庆谈判时，《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记述毛泽东：“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1957年反右时，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卫当年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
　　　　
　　　　钱端升是胡适的学生，读书时成绩甚好，但二人政治观念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还很关心钱：“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发表后，左翼学生就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的大字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
　　　　
　　　　沈从文一度曾被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后来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劳动。老先生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重新写出一本来！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离开北京去国外或者台湾。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走的大都是中年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殷海光临终留下遗嘱，说生平所憾有四件事，第一件就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太太。“她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历经穷困，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脾气又大，十几年来经历这么多艰险，受过那么多人的攻击构陷，她受尽委屈，但从无半句怨言。”许多“后‘五四’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殷先生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氏者，但胡只是摇头。劝得急时，他甩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给胡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已在死亡的边缘，他勉强睁开眼睛，看着守在身边的三个孩子，握住坐在床边的夫人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在朱自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名文《别了，司徒雷登》中，郑重颂扬了他，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许德珩挽朱自清说：“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在河南安阳的考古图书馆里，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引起了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的兴趣。但他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却没有作者的名字。他询问工作人员，回答是：“陈梦家。”Peter Hessler问：“陈梦家还活着吗？”回答是：“在文革中自杀了。”又问：“为什么要自杀？”回答是：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男女关系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郭沫若在1949年９月24日写诗《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打破‘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让四川先治起来吧！／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九府十三州，一百单八县／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郭沫若作为解放前公认的文坛领袖，解放后却鲜有成功之作，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总有不少人对其人格和骨气说三道四。非苛评也，实在是郭老漏洞太多。1966年4月，郭曾在人代会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黄永玉说：“北京城的画家和有意思的老头子很多，各型各色，都让‘解放’这玩意儿冲昏了头，惟独齐白石老头原汤原汁，分毫不变。”
　　　　
　　　　台湾《中国时报》记载，1949年大陆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丰子恺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20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７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与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
　　　　
　　　　有作家曾送给郭沫若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解放后，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解放后，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胡风因信函获罪入狱后，萧乾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傅乐成有一次与殷海光谈及“雷震案”，殷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
　　　　
　　　　唐德刚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代第一人！”
　　　　
　　　　毛泽东对胡适盖棺定论的一段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曾直接提携沈从文，使他从一个乡下人直接成为大学教师，可谓对沈有恩。解放后，批判胡适时，沈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有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这话说得是很真诚的。
　　　　
　　　　1949年9月25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吴奇伟发言完毕，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举座皆惊。大概吴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过去的老习惯，于是脱口而出了。徐铸成说“此‘精彩’录音，定不能编入广播矣”。
　　　　
　　　　1949年9月21日晚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何香凝15分钟，高岗18分钟，陈毅5分钟，黄炎培11分钟，李立三16分钟，赛福鼎连翻译16分钟，张澜11分钟，程潜9分钟，司徒美堂（华侨代表）连翻译13分钟。